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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毕业于物理系：我走进了N种生活

我进入了N种生活

2018年11月8日，泉州市泉港区肖厝村，一名农民正在清理现场。

从名校物理系毕业后，我成了记者。今年，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当记者？

亲戚、朋友、同学和老师都问，然后我写了一篇特别的文章来解释。在我看来，问题的本质是如何与这个时代的焦虑和困惑共存。他们从生活的每一个差距中渗透出来，总是打你。

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也没有答案。

很多人说我有很强的行动力，做记者也是如此。因为我想做，所以我做了。说我反复无常并不过分。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很多人都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第一年，当我成为一名记者时，我去了9个省和15个城市，去了被垃圾层层包围的小山村和建在海上的两层渔业建筑。拖拉机和小木舟曾经是我的交通工具。受访者和我分享了他们的快乐和悲伤，让我短暂地摆脱了日常琐事。我无法报告，我所能做的只是倾听和真实的记录。

今年我去过的现场，印象最深的是泉州泉港区小厝村的渔港。离“碳九”泄漏地还有几公里的时候，我闻到了空气中类似油漆的刺鼻气味。整个港口的水面上漂浮着一层薄薄的油，渔业排水不断下沉，一些渔民的房子半沉入海中。这时，在水中清洗的村民只戴着最普通的薄口罩，这项工作的报酬是每天500元。

事发后第四天，幼儿园和学校照常上课，但教室里孩子不多。村里90%的家庭靠海吃海，近万人的村子几乎空无一人。每个家庭只剩下一个男人来照顾他们的家庭财产，等待可能的赔偿。

一个月后，我去了另一个悲伤的地方。在江苏省的一个城市，一名16岁的高中生深夜跳楼自杀。我想恢复孩子最后的生活轨迹，所以我去了他的家和学校，找到了他的父母、同学、老师等等。

深夜，我爬上了他摔倒的大楼的屋顶。我看着电梯越来越大，然后一步一步地爬上屋顶，爬上栅栏。大楼很高，事件发生那天还在下雨。我试图理解一个16岁的年轻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经历了什么，他可能面临多少恐惧和犹豫，让他选择跳下去。

如果他们不去现场，他们只是新闻中的一个数字，世界上的悲伤是不相关的。我从一个仍然可以吃饱的家庭中安全成长。我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只是入学考试的失败和父母的糟糕生意。

这些故事让我忘记了自己。在泉州，从70岁的渔民到30岁的年轻人，他们在采访中忍不住哭了起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每天早起，只在新年的第一天休息一天，把他们的行业从几米的小渔排扩展到一个小海域。

我还遇到了一位父亲，他的儿子在加入一个约会死亡小组后自杀。后来，他决定潜入这些小组来拯救他儿子的同龄人。人性中最美丽、最黑暗的部分在他的故事中战斗。

我本能地希望这些故事不再发生在更多的人身上，留下美好的结局。

事实上，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这些故事可以用普通的方式来形容。泉州“碳九”泄漏事故的背后是典型的地方发展与环境保护和民生冲突。当地居民与不断扩大的化工区的对抗已经持续了20年。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乐清湾、江苏省太仓市浮桥镇等地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有些恶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去年9月，长期租赁公寓品牌“自由”被曝光大量房屋甲醛含量超标，这在房屋租赁市场并不新鲜。

一位受访者向我描述了他治疗的痛苦。他说，当他做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时，疼痛从颧骨和鼻梁延伸到喉咙、背部和肺部。他感到“窒息”。深呼吸是没有用的。”就像死鱼一样，一张一张的嘴是没有用的。”

一些消费者的权利保护之路漫长而荆棘丛生。有时，许多人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一样，一次又一次地把石头推上去，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它回到原来的地方。

后来，泉州泉港区的许多官员被免职，但靠海吃海的村民仍然担心生计。“自由”仍然过着美好的生活，住在甲醛房间里的居民必须继续生活。

回顾今年我跑过的场景，我和同龄人的角色真的很有限，但我们仍然带着每天拱门的心态去下一个场景。我仍然期待着水滴和石头穿过的一天。不管有多糟糕，我都分享了他们的经历，让他们的悲伤和快乐有一个出口，但也给这些人留下了一些记录。

获得他们的信任并不容易。为了报道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故事，我在北京协和医院的艾滋病诊所呆了四周，被几十名病人拒绝了。当我想放弃时，一个病人同意接受采访。她说，她被感动了，因为她看到我在诊所耐心地坐了一上午，似乎一点也不害怕艾滋病。

我还遇到了几个因“5月12日”汶川地震而失去父母的孩子。他们一见面坐下，就开始谈论地震的经历，以及地震后如何接受人们的帮助。此外，他们什么也不想说。我去了他们住的地方，和他们一起吃火锅和喝酒。直到半年后，他们才愿意告诉我自己的故事。

一个孩子告诉我，这些年来，他们接受了几十名记者的采访，每个人都问同样的问题，一旦出现就消失了。灾区有太多鼓舞人心的故事，成龙和凤凰的故事太多，人们的期望也在上升。事实上，每个人都走在自己的路上，或快或慢，可以健康成长，就足够了。

有时候信任要靠一股“轴劲”去争取。为了弄清楚后来被称为“404教授”的梁莹是否有学术不端行为，我去了大学图书馆的期刊室，阅读了她所有的中文论文，并将其与《知网》中主题相似的论文进行了比较。后来，当他们与学校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沟通时，他们拒绝了采访，但在听到我说他们读了她所有的论文并发送了学术不当行为的证据后，他们愿意告诉我他们知道什么。

大多数时候，我一表明自己的身份，对方就挂断了电话，关上了门。后来，我发现我的电话已经进入了一些软件的“骚扰电话名单”。我突然明白了当时人们对我的职业选择的困惑。记者又穷又苦，在网络空间有很多恶意的“优雅号码”。

即使在我的亲戚和朋友中，我也是一个“邪恶的风景”的存在。在今年的除夕晚餐上，我和叔叔在厨房里大吵了一架，因为他带来了一盘假鲑鱼虹鳟鱼——这种淡水鱼可能含有寄生虫，我要求煮熟后端。长辈们经常告诉我不要太“愤怒的年轻人”，太固执，太累。

但有时，固执会有结果。垃圾村周围的村庄，由于有人固执地报道，有记者固执地报道，有关部门固执地调查、执法，最终社区党支部书记和有关派出所所长被拘留。梁英后来被教育部取消了“青年长江学者”的称号，并被南京大学取消了教学和研究资格。

当然，这些故事还在等待更多的回应:为什么垃圾围村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时有发生？是什么造就了梁莹，学术界还有多少“梁莹”？

上个月，我采访过的几个住在“免费”甲醛房间的人发了一条信息，他们起诉了有关机构的案件，并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分别开庭审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推上坡的石头并没有回到原来的地方。

在新的一年里，我打算保持“愤怒”。虽然我仍然无法回答关于焦虑和困惑的问题，但对我来说，这似乎不再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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